河流上划船的人｜记者眼
河流上划船的人｜记者眼
▲2023年4月5日，刘东明在北京拾院演唱 图/拾院提供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2023年春，《我们民谣》热播，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被抛在面前：什么是民谣？
(资料图)
在试图为民谣专题寻找切入点时，“新民谣”、“城市流行民谣”、“方言民谣”这些概念进入我的视线。乐评人邱大立给的回答是：民谣贴标签意义不大——没有一个人可以对民谣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在他看来，民谣应该是言之有物的，如果关乎个人情感，也应有与众不同的思考和表达方式。
“民谣最根本的两点，一是弹唱，一是叙事。很多所谓的民谣歌手缺少叙事，歌词脱离生活，刘东明还是不一样的。”邱大立和另一位乐评人陈郁都提到了俗称“刘2”的刘东明。（点击标题链接即可阅读
《刘2的清醒与刘东明们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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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明朗而诗意的词句下，刘东明会用平实而略显隐晦的方式书写站街女、农民、被驱赶的异乡人，种种所谓“边缘人群”的日常生活。拥有这样的观察角度，他并非唯一，但做到“好听”和“有味道”的结合，并不简单。过去的三年，很多音乐人陷入停滞、焦灼，刘东明也有过强烈的情绪，但整顿好这些情绪，他依然把笔墨触及水泥地上的野草、为口腹和尊严与人理论的阿姨、不顾一切也要踏上归乡之路的年轻人。读他的小说散文集《大席宴》，我常常感到一种不动声色的惊心动魄。其实歌里也有这样的意味，不论是听者发挥自由想象，或是悟到了一些歌词的指向。
对很多听歌的人，刘东明凸显陌生并不奇怪。如果没有赶上2000年河酒吧之后的那一拨民谣歌者——那时他们的音乐甚至还未被命名为“民谣”，没有在零星的演出里接触到刘东明自己录制的demo，和别人为他录的现场录音，难免与他错过。后面他自己录的几张专辑，虽有获奖，在市场层面也未激起多少水花。
邱大立指出，由于买唱片的人日益稀少，一位独立民谣歌手一张专辑的实体唱片销量很难突破1000张，大部分可能徘徊在300-500张之间。当下，如果不和大公司签约，也没有机会（或拒绝）上综艺，进而获得音乐节和演出的变现，沉寂几乎是注定的命运。
听上去好像是又一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怀才不遇的故事。怎么才能让作品更有效地抵达受众？这不只是刘2和独立音乐界，更是所有创作领域都要面临的问题。刘2还有老友们吆喝，那些在水面之下的素人，怎么办？
还有，我们认为的一些能够穿越时空、具有永恒性的作品，能击中00后、10后，甚至让他们买单吗？
“不一定（不会）耶。”野孩子的马雪松说起，最近在安吉的音乐节上，他遇到两个19岁的女孩，“问她们喜欢听野孩子什么歌？说是《生活在地下》。这是我那个年代听的呀，和我的生活有连接。所以我相信，能感受到的（人）一定能感受到。”
我想起几天前，刘东明去南昌做新书宣传遇到的一位女读者。
“你可能不记得了，黑铁就在师大旁边。当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一人一瓶啤酒，我把自己喝得晕晕的。窗外是火车轰隆隆的声音，和着舞台上的重音，嘿，这不得来一首？”
2010年这位女士在南昌的livehouse黑铁，第一次听到了刘东明创作的《西北偏北》。恍惚间，一个记忆深处的人，就这样来到现实世界。她陷入回忆和眼前重叠的微醺里，也唤起刘东明的过往。“我记得的”。他回应道。
刘东明的好朋友巫婆告诉我，她在南京某个嘈杂的公共空间接受我电话采访，旁边一个小姑娘，全程听到她讲述刘2，立马“种草”，打算去搜他的音乐。
有人说，民歌是一条河流，那民谣可能就是河流上坐船或划船的人。我想，只要有一丝微澜，刘2们也会撑着篙，不停地划向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