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播资讯】合肥张家故事多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王道
【资料图】
因为对合肥张家文化感兴趣，连续写作和编辑了多本小书，有的书甚至再版，有的书则是重印多次。虽然多次想要离开这个选题，但是遇到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内容，总还是继续呈现出来，使得更多人知道张家文化的渊源，以及更多的枝蔓。作为一个家族来说，百年斯文并非一代人能够集蕴而成的，更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形成系列思想的。最近新发现了张元和、张允和的书信，以及张允和的佚文，相互有所关联，不妨继续把故事讲下去。
张家财务有人管
谈及张家的世交关系，李鸿章家族与张树声家族不可绕过。但是刘秉璋与张树声家族的渊源也是值得追溯的。张树声是因为太平天国事件而起家的，成为淮军重要的将领，后来官至直隶总督（署）。而刘秉璋也同样是因为参加了李鸿章旗下的淮军而转战各地，后来担任浙江巡抚，中法战争时阻击有功，再任四川总督。在蜀地主要功绩在于办理各地教案，即处理外交事件，但是这种事情不可能总督亲自出面解决。实际经办人就是张树声的长子张华奎。那时他担任川东道，在重庆办理教案，开埠事宜都是他经手的。张华奎兢兢业业，以至于最后殉职在蜀地。
刘秉璋
当然，在张华奎的功勋里也有上司刘秉璋对其的支持。刘秉璋进士出身，应该说是淮军里“学历”较高的将领。刘秉璋的后人也很争气，出了不少名家，如藏书家刘晦之、金融界的刘滋生，还有抗美援朝英雄刘禄曾、参加革命的刘庆曾，还有跟随陈毅办理涉外工作的刘德曾女士。还有一位曾孙刘耋龄，为企业家、收藏家，2022年年底在庐江捐赠276件文物，成就了刘耋龄博物馆的开馆。2021年他还向庐江名人馆捐赠珍稀的图书10册《刘秉璋遗稿》。
近日偶然见到张家姐妹给刘家曾孙辈的信件，不禁与之前了解的情况相为勾连起来。如1998年张允和致刘德曾的信，其中提及，“看了你们在照片后面写的人名，我才恍然大悟。你的父亲我们叫他四表叔，是在银行界工作。他的大名是刘滋生号子树。也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位表叔。我父亲银行的存款完全由四表叔负责。记得我结婚的那年（1933），我父亲把汇丰银行的两万元存款单遗失，是由四表叔设法提出，因此我父亲给了我两千元，我和有光（原名周耀平）用这笔钱到日本留学。”
刘德曾
这封信可以说补充了张家的一些史实。刘秉璋的儿子娶的是张树声的女儿，也就是刘德曾的祖母。因此两家为表亲。刘德曾的父亲刘滋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在金融界从业多年，近期我还收集到他的手稿，书法相当工整，而且其中还提到了妻子家——福州龚氏家族。在信里可知，张家的财务几乎都是交给刘滋生管理的。张冀牖不善理财，甚至把家里的存单都丢了。两万元钱，不菲的数目。没想到这笔钱还能被刘滋生给取出来，为此张冀牖从中拿出两千元给新婚的张允和、周有光，他们就拿这笔钱去了日本留学一年。
张树声的女儿嫁给刘秉璋次子。
刘张世交趣事多
在新近发现的张元和致刘德曾的信中可知，刘滋生新婚的时候，陆英还健在，而且还是负责新娘礼仪的重要人物。
陆英
“你们父母结婚，是我大大（母亲）做的‘全福太太’，发轿时照轿，新娘到门后，接轿，挽新人下轿，有许多礼节，那时我七八岁，打扮好，做了‘打花烛’的小姐，手举龙凤花烛，跟着全福太太，做各种迎轿、拜堂等等，繁文缛节，送入洞房，晚上陪着新夫妇吃合欢宴。会亲、回门时又有不少礼数。我也跟着大人们在入席时，受新娘安席的礼，左一拜，右一拜。真像戏台上演戏一样，这些事我记得清清楚楚，终生不忘。
刘滋生与龚令琼新婚照
“你们父母我们叫四表叔婶。三表叔结婚，也是我的大大做的全福太太，我的打花烛小姐。记得十表叔还闹着要在我小辫子上系了炮仗放，把我吓坏了。”
以上为张元和于1998年2月给刘德曾的信文，从中可知刘滋生结婚时约在1915年，因为张元和出生日期为1907年。那时的陆英还正年轻，而且对于传统新婚礼仪大为了解，完全可以担当“全福太太”一角。刘滋生娶的是福州名门龚氏后人龚令琼。夫妇后来育有多个子女，而且都相当优秀。
张元和与刘家人联系上后，很是激动，给他们寄了几份家庭杂志《水》，由此可知完全把他们当成了自家人。
刘滋生一家
张允和留日印象深
在新近发现的张允和佚文中，有一篇留日的印象记，颇为值得关注。这篇名为《东京素描》的文章，是张允和写于1933年11月1日的稿件。当时的主题是“日本女人”，想是要写一个系列的。在这个主题里又分为《吃茶》、《少女的职业》、《阿怕朵的女主人》、《浅草》、《到过东京的》等小节。
在文中，她显露出对于日本生活的新奇，如“吃茶”的店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尤其是女性，因为那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隐讳，里面当然是打扮时髦、长相漂亮的女孩子。尤其是在银座和新宿这种热闹的地方，千万不可以去那些装潢富丽堂皇的咖啡店和“吃茶”店。也就是说，在日本，年轻的女性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薪水也很可观。
在另外一方面，“每一个大公司里，你瞧门口站的，柜台上立的，管升降梯的，莫不皆是少女，每一个公司有她们一律的制服，大都不是日本式的。（连鞋和袜子她们也尝试一律地穿着。）头发，眉毛和嘴唇自然要着急的修饰。里面似乎就没有呆头呆像的人，至少说打扮起来都是很动人的人。当然年纪大的老太婆是绝有仅无的。公司里有了她们像穿花蛱蝶似的，在灯火辉煌下越现得娇艳，这是樱花时节，这是她们的青春。”
感觉张允和对于日本女性的描写真是很唯美：
“我第一次由长崎乘火车去东京，那时我正病着头也难抬。车门开时，进来一位少女，额前黑发上系了雪也般的白纱，乌云中显出半个月亮。发髻上——日本女子还以为剪发是大逆不道的事，不是某党的份子便是下作的女人。——插了一支玳瑁花。衬着白的脸，桃红的双颊，樱红的嘴唇，和那日本所特有的大眼睛长睫毛。短短的西服，白白的围裙，真够漂亮。不能不使我抬起晕眩的眼，瞧一瞧她，她便给每人一张餐室广告的小纸片，不讲一句话，又往后面的车厢去了。却因为这车厢中只我一个人穿了中国的服装，感谢她看了我一眼。”
对于日本女性的勤劳能干，张允和是印象深刻的，一位名人之后的女儿，因为父亲入狱，只得躲在小城的公交车上做工。而在日本淀桥，一些女人的生活更使得允和感触颇深。这个地名我查了一下，位于日本东京新宿的淀桥町，现在是很有名的电子市场。当时还比较僻静，绿植很多。允和的好友住在那里一家女生寄宿舍，宿舍是一位日本老板开的，有三四十间客房，还管饭，客人不少是中国过去的留学生。虽然这家民宿雇有三四个女服务员，但是老板的妻子，一位曾经的教师，已经为老板生了两个儿子的母亲，照样和女佣们一起打扫房间、清洁被单、为客人烧饭等，丝毫看不出来她是一位老板娘。“要是在中国，自己颇有财产和身份的太太难道还会整日忙着为人作扫地烧饭这些事。那位主人不曾瞧见他做什么事。”
张允和不禁起了好奇心，与这位女主人接触聊天，那时她正好看了“第十四次美术帝展”回来，带了些展览的画片，正在扫地的女主人见了展览画片，极为有兴趣，而且对于一些画作画家也很了解。第二天，女主人还请允和看了她的一堂“私教课”，学习如何插花，日本花道，与寻常插花还不同。而且日本女主人一再强调，樱花不是日本国花，菊花才是。“这固然是资产阶级消遣的办法，可是毕竟比中国的女太太整天以麻雀为消遣强得多。这位女主人比之我曾在中国都市中遇到的女太太们相较，给我不少感动，她那毫无主人架子，和认真生活的态度，在中国若干受过教育的女子中，我还不发现过。”
张允和、周有光结婚照。
对于日本女性，张允和觉得她们颇为博学，学医、学社会科学，跑书店、图书馆，并且敢于反抗父辈的穿着建议，有自己的主张。这是值得学习的地方。当然，也不可否认，她在浅草看到的景象，未成年就成为风月场所的从业者，简直是“地狱”，她们只得去寺庙烧香许愿，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吧。
或许是种种的女性印象，促使张允和后来有了一个“固执的观念”，女人不是花，女人也不要成为花，为此她写了不少文章发表。实际上她后来的人生路程也是如此，始终如一，做回自己。（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细说刘秉璋家族》宋路霞著）（责编：孙小宁）
